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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哪怕只是一个多边的安全合作对话机制，但其参会者包含的不仅有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更有美西方一些军方人士。

　　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角度看，未来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或许更多。从人事上看，外媒将此轮美国对华姿态变化解读为拜登政府内部对华“接触派”的功劳，认为常务副国务卿、主管对华事务的最高外交官舍曼在“无人飞艇”事件后推动中美关系软着陆上做了不少工作。而分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兼“中国屋”负责人华自强更在3月就低调访华听取中方社会各界声音，实现两国工作层的面对面交往，这些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相对理性、温和的力量。但近期舍曼和华自强先后宣布将在6月底退休和卸任，似乎预示着这股力量在新一轮对华政策班子调整中遭到削弱，而对华强硬的声音仍然强大，这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并非积极稳定信号。

　　《中国企业家》：回到国内，其实携程的竞争对手也不少，美团一直环伺，抖音现在也是来势汹汹，携程这么多年，其实在边界上还是很克制的，但也被认为过于保守，您如何评价携程目前的发展状态？

　　梁建章：确实一开始没有办法，被逼的，因为那时候，公司的业务几乎清零了，没有现金流，成本也很大，赔了好多钱，我希望能够带头，带动一下公司或者行业的消费。

　　这一年，吴光辉54岁，担任C919总设计师已有近7年时间。航校里多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学员不知道吴光辉的身份，只觉得这个“老头”性格和蔼又热爱飞行，理论水平极高。渐渐地，大家遇到疑难问题，都喜欢找吴光辉请教。

　　人口与创新是目前中国的两个关键命题。在新书中，梁建章将其联系到一起，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人口创新力模型”。此外，这本书详细分析并预测了中国未来人口情况和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并就公共政策如何降低生育成本，提振民众生育意愿给出了详细建议。

　　《中国企业家》：过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冲在反思和影响人口政策的第一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人口研究产生兴趣的？有什么契机？

　　1991年，贺军科在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在航天系统工作了14年。他从原航空航天部四院驻内蒙指挥部计划处助理员干起，2002年升任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时年32周岁。

　　《中国企业家》：马斯克是跟你一样同样热衷于关注人口问题和人类文明延续的企业家，你跟他有没有交流？如果有机会，希望跟他交流什么？

　　然而，对美国而言，这不仅没有为其带来任何实在的利益，还因为不专业且完全错误的处理方式饱受国内外批评。在这期间，由于台海局势的紧张升级，美方更加切实感受到两国发生军事对抗乃至冲突的巨大风险。而去年8月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震荡余波还在，两国花费了很大力气才重回对话轨道，拜登政府非常清楚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必须寻找机会稳定对华关系。